七月二十三日，夜幕低垂，路灯初上。大街上已车稀人少，偶尔可见一两辆警车在鬼哭狼嚎地来回巡逻。晚饭后，口音不同、服饰各异的与会代表如走亲访友一般陆续走进李公馆。小小的房间，十五个人坐下来显得满满腾腾的。
会场布置得简单明快，但气氛庄重严肃。中间摆放一张长方形餐桌，餐桌上放有花瓶和茶具，餐桌四周放有十二把方凳，靠近东西两墙分别摆放茶几和两把椅子，北墙有门通向后屋，门西侧摆着一张旧写字台，南墙由一排六扇落地窗门组合而成，它通往邻接望志路的前门。各代表席上放着几张油印的文件，没有悬挂旗帜，没有张贴标语，没有政治口号。
晚八时许，一个身穿大褂的瘦弱青年兴奋地站起来，他尽量压低自己的嗓音，用江西萍乡话庄严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现在开始！
这位青年叫张国焘，两年前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曾参与领导过五四运动，人又比较活跃，善于辞令，与负责大会筹备工作的二李（李达、李汉俊）关系较好，所以大家一致推举他为大会主席。代表们还推举毛泽东、周佛海做记录，李汉俊、刘仁静做翻译。
张国焘首先报告了大会的筹备经过，宣布了大会议程，即制定党的纲领、工作计划和选举中央机构。张国焘还宣读了陈独秀的信：“一曰培养党员；二曰民主主义之指导；三曰纪律；四曰慎重进行发动群众。政权问题，因本党尚未成立，应俟诸将来，而先尽力于政治上之工作……”
张国焘稍作停顿，然后彬彬有礼地提议：“现在，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同志献辞！”
马林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荷兰人，三十八岁，身材魁梧，生就一双蓝宝石一样的大眼睛，留着毛茸茸的络腮胡子。他原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民族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书记，去年八月被任命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一个月前来到上海。
马林亮起洪钟般的嗓门，讲起话来像撕开一整匹布料没完没了。他一口气讲了三四小时，一直讲到深更子夜。他的一席话，给毛泽东的印象是“精力充沛，富有口才”，给包惠僧的印象是“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
接着，是来自苏联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兼赤色职工国际使命尼科尔斯基讲话。这位二十三岁工人出身的俄罗斯人，首先对中共“一大”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接着介绍了在伊尔库茨克建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情况和不久前成立的赤色职工国际的情况。最后他建议给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发电，报告中共“一大”胜利召开的喜讯。
与此同时，在李公馆外面的马路上，有一个身穿灰布长衫的中年人像猎犬一样来回乱窜，他就是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政治探长程子卿。据后来有关档案披露，马林的身份早已暴露，他一到上海就被警方作为“赤色分子”予以通缉。当程探长追至望志路与树德里的交岔路口时，发现被跟踪的那个“外国赤色分子”神秘地失踪了。程探长大失所望，无奈地对着各家各户灯光明亮的窗户唉声叹气。
在以后的数日内，考虑到大会的安全，这两位金发碧眼的洋代表就没再参加会议，责成大会主席张国焘去他们的住处汇报当天的会议情况，同时听取他们对会议的指导性意见。
毛泽东除担任记录外，只作过一次发言，即向大会报告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毛泽东条理清晰、简明扼要的发言，受到了与会代表的高度重视和一致好评。当时，长沙小组的工运和宣传工作已小有名气，与其他小组相比，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和整齐的。
会议的前两天，主要是拟定议事日程，听取各地小组工作报告。中间休会两天，用于起草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第三、四、五次会议专门研究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
第五次会议结束后，张国焘照例前往马林的住处汇报关于党纲和决议的讨论情况。当听到党纲中那句“要联合共产国际”时，马林抿嘴蹙眉耸了一下肩膀，毛茸茸的脸上露出吃惊和愤懑的神色。他感到有点不对头了，这不是把上下级关系搞颠倒了吗？于是他坚决要求参加下一次会议，并决定在会上陈述自己的观点。
七月三十日，大会举行第六次会议。晚饭后，李公馆的客厅里聚集了十四个人（一人请病假），马林和尼科尔斯基第二次出现在会场上。按原定议程，在这最后一次会议上先由马林代表共产国际对几天来讨论的各项问题发表意见，然后再通过党纲和决议，选举中央局。
代表们落座后，主持会议的张国焘刚刚作完简短说明，称“国际代表马林同志要向大家作一次重要的讲话”，而马林干咳几声清理一下嗓子正要作长篇大论，这时布门帘被掀开了，一个身着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闯了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