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传播火种
敌人发布通缉令，赏格出到一万大洋，要捉拿“过激党”毛泽东。有人发现毛泽东还在长沙街头活动，就劝他赶快离开。然而，以革命事业为重的毛泽东却说：没什么了不起！再说长沙人多，我头上又没有贴“毛泽东”三个字，他们哪能那么容易抓住我！
中共“一大”会场被抄
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湖南长沙。
大地燥热，暑气蒸腾。夕阳被浓重的乌云吞没了，天空像被罩上一层打了补丁的灰幕，大地慢慢暗了下来。霎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湘江岸边的小西门码头，车水马龙，人流如织。行人中有一位身着长衫、手拿雨伞的年轻人，在他的身后跟随一位热情纯朴、文质彬彬的中年人。他们行色匆匆，大步流星地登上一艘即将起航的小火轮。
这二人就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毛泽东和何叔衡，他们代表长沙小组的六名党员，前往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
去年八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稍后，毛泽东受陈独秀委托，在长沙也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成立了六个共产主义小组，另外在日本、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中也先后成立了这样的组织。此时，全国已有中共党员五十多人。
为组建一个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秘密进行了筹备工作，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给予了具体帮助。前几天，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接到一份通知，要他们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参加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由于湖南军阀的残酷统治，反动势力猖獗，毛泽东与何叔衡不得不秘密行动，出发时既没有向亲友告别，也没有让家人送行。据谢觉哉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OOOOO之招。”这五个圆圈，后来谢觉哉解释是“共产主义者”，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当时怕泄露秘密，只能以圈代意。
这的确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国内外七个共产主义小组派出的十二位代表，他们是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代表陈公博，日本代表周佛海。
会议原定由陈独秀主持，因他在广州公务繁忙不能脱身，特指派包惠僧参加。与会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很遗憾，被誉为中共创始人的“南陈北李”（陈独秀、李大钊）都没有出席第一次代表大会。
这是一次年轻人的大会，最年长的何叔衡不过四十五岁，最年轻的刘仁静只有十九岁。十五位与会者的平均年龄二十八岁，正巧是毛泽东的年龄。以后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中国共产党，最初就是由这样一些年轻人成立起来的。他们或西装革履，或长袍马褂，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
各地代表在开会的前一天全部到达上海，除尚在度蜜月的陈公博夫妇住在大东旅社外，其余代表均下榻于法租界博文女校内。当时正值暑假期间，为便于隐蔽，会议以“北大暑期旅行团”的名义租下了学校临街楼房的二层。
毛泽东住在西头的后面一间，张国焘和包惠僧住在东头的一间。楼下住着一个年过半百的校役，他的任务一是为代表烧水做饭，二是为代表望风把门。
会场设在离学校不远的望志路一○六号（今业兴路七十六号）。这栋中西合璧的石库门建筑，是国民党元老、李汉俊胞兄李书城将军的寓所，人称“李公馆”。楼上是李书城夫妇的寝室和书房，中共“一大”会场就设在楼下十八平方米的客厅里。此时李书城夫妇正在外地度假，一般认为在这里开会是比较安全的。